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崇高”和“优美”置于审美之下，而“崇高”之美又区分为空间无垠的 “数学”的崇高和万物可摧的“力学”的崇高两种形式，这是举世瞩目的非常经典的美学论述。

我们在理解“崇高”的时候往往和“英雄”联系在一起，并且倾向于把英雄视为一种具有超凡魅力 （韦伯所定义的卡玛思）的“高大上”人物，而忽视了另外一种悲情的失败的英雄类型。换言之，“悲情”也是“崇高”的审美情感但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审美情感在“疫情”冲击下始终蛰伏于我们内心，直到今天才有人以艺术的形式将之牵引出来。

疫战中我们能够想象到有很多不知姓名的人经历了巨大的挣扎和牺牲，这个过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记录，当然也包括艺术的记录。就像前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九百多天围城中“列宁格勒交响曲”的诞生过程一样，在漫长的“武汉封城”岁月里我相信迟早也会涌现一批杰出的“悲情”艺术作品。抗疫战中的挣扎和牺牲最适宜于“悲情的崇高”之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状态。试问今天我们还有谁能记得同时期“春晚”里面华美的优雅的精致的繁复的“艺术作品”呢？毫无疑问是我们迎面撞击来的“悲情崇高”碾压了它们。

这张画作的“悲情的崇高”之所以能够震撼我们的心灵，首先在于它使我们联想到许多家庭面对生离死别的无奈与痛苦，这是一种犹如面对辽阔大地亿万斯民的 “数学美”；其次在于它使我们联想到生命谢落之前的激烈搏斗，又犹如一叶扁舟望洋兴叹的 “力学美”。当然，“悲情”之所以“崇高”就在于我们还能够联想到无数渺小个体生命所汇聚的磅礴之势，如同雄壮的史诗和交响乐那样带来悲情背后之后的心潮澎拜。

审美之所以是一个哲学话题就在于它的说不尽道不明的复杂情感，就像人类的童年总是爱喝糖水追求“甜”一样，人到中年就会追求苦涩的茶和咖啡。茶和咖啡什么味道似乎用笔墨难以描述，就像面对一副伟大的作品一样我们感觉到了它的震撼与冲击却难以名状一样。早在古希腊戏剧理论中就为 “悲剧审美”留有特殊的地位，当代抗疫战的艺术创作更应该像真正的战争题材艺术创作那样，让我们领略到悲情的崇高之美，不仅欢呼胜利也要记住牺牲。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面对梵高所画的“农夫的鞋”评论道“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段话已经成为审美哲学的艺术解读；那么我们如果面对一只沉默的口罩又能够作何遐思呢？苦难与死亡催生了世界上无数杰出的艺术作品，有殉教有战争等宏大叙事，但是我们普通人更为关注的是在苦难与死亡背后有无数的动人心魄的求生努力，尽管是失败的也是催人奋进的。悲情英雄们的艺术灵魂就在于此，因为有侵害就有复仇，有灾难就有重建，有死亡就有新生，悲情英雄们总是激励着昭示着前赴后继的人，油然生出一种“崇高”的情愫。

审美是复杂的高级的回味无穷的，而非单纯的浮浅的转眼即逝的一种情感活动，“悲情”与“崇高”之间也充斥着冲突矛盾和各种不和谐。武汉需要加油也需要休息，武汉必将胜利也付出巨大代价，武汉是光荣的城市也是悲情的城市，这一点很像当年的列宁格勒。催人泪下的艺术作品是真实鲜活的战地新闻报道，它们对挣扎的残破的遗憾的个体的记载与言说将载入史册，让人震撼又让人反思，让人自豪又让人遗憾，让人奋不顾身又让人爱惜生命，这种复杂的情感正是所有艺术题材的最高级追求和境界。

平心而论，从艺术技巧上来说，这副画谈不上杰出甚至算不上优秀，但是它的主题却让我们过目不忘。它的“悲情崇高”之处在于真实的细节，在于与死神搏斗后的心力交瘁的静谧与肃穆，这其实是一种静止状态的宏大叙事的判断，如同刚刚结束的一场战斗，虽然寂静但比任何语言都更为铿锵有力。